第一章

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，這一天我還沒出生。然而我對此日保留著特別鮮活的記憶——因為關於我，我的大姐、二姐都是從這一天講起的；我父親也是。彷彿兩天後我的出生，與這一天有著直接的關係。

將近中午時，陽光特好。

四川有首民歌的第一句是：「太陽出來吆嗬，喜洋洋來喲」。貴州山區的農民，對太陽也有同樣的親與愛。九月是我的故鄉神仙頂最美好的季節。在這個季節，人們終於能夠見到綠以外的另一種色彩——金黃了。說到綠，世人好感多多，但如果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裡，你的眼裡除了綠很難見到別的顏色，那麼綠其實足以對你形成一種色彩壓迫，使人覺得自己彷彿被囚困在綠色之中了。正如生存在小小礁島上的人會對周圍茫茫大海的藍產生絕望一樣。

神仙頂既是地名，也是僅有幾十戶人家的小村的村名。究竟村名在先還是地名在先，沒誰說得清楚。

顧名思義，神仙頂在一座山上。那山不是最高的山，它的四面八方几乎都是比它高的山。神仙頂是一處山頂平地，有足球場那麼大。因為有平地，所以逐漸有了人家。人家多了以後，就叫村子。實行「公社化」以來，被叫作第二生產隊了。所以，說「神仙頂」指的是那裡，說「二隊」指的也是那裡。包圍在它四面八方的山頂再無平地，也就再無人家。它是該縣最接近縣界的一個村，再往山裡去，就無人煙了。走二十多里後，就到另一個縣的地界了。

「走」只是一種說法。因為根本沒路，沒人那麼走過，更沒人登上過周圍的山頂。

八月開始，那片平地，也就是壩子上的稻田由綠漸黃。九月十日以後，全壩子變成了一塊平坦坦、金燦燦的地毯，神仙頂的人們望著，心情老喜悅了。人們的家全在高於壩子的周邊的地方，都很小，下半截是石砌的，上半截基本是整根的竹子搭成的。以今天的眼光來看，叫「棚」似乎更恰當。不過當年的山民，對住得怎樣並不在乎，也可以說沒什麼要求；人們更在乎的是吃飽肚子。沒誰膽敢在壩子上建一個像樣的家，僅有的一塊農耕地是絕對不許被佔用的。這一點人們皆有共識，不僅僅是敢不敢的問題。

幸而有九月這個雨天較少、陽光明媚的季節，神仙頂的人們能夠以感恩般的心情充分享受享受晴天朗日。確乎，整個九月，神仙頂的多數日子是好天氣。也確乎，神仙頂的人們特知道感恩——感恩太陽，感恩收穫，感恩一壩子金燦燦的黃色。

在神仙頂的人們看來，凡是花都具有高度的觀賞性，但誰家也不種花。種花被視為不著調的行為，不論男女，種花人皆被認為是不靠譜之人。由於人多地少，各家即使在破盆破罐中栽下的也是菜苗——人們對土地的珍惜幾乎到了病態的程度，而且極具傳染性，一代代由大人傳給孩子。人們的視野中已經看不到花樹了。很早以前是有的，但是屬於公家的——不屬於隊里也是屬於公社的，屬於鄉里的，屬於國家的。花樹雖然也是樹，卻只有觀賞價值，非可用之材，所以逐漸被砍光，鋸成段，當成硬柴在冬季分配給各家各戶了。有小孩兒、老人或病人的人家，照例會多分到一些，體現著生產隊這個大家庭般集體的溫暖。因為不種花，人們對野花便特別愛護。如果有好看的野花開放在哪兒，就會成為人們閑聊時的新聞。發現了的告訴還沒看到的，沒看到的往往會抽空兒去看一會兒，還往往帶上大小孩子，讓孩子們同時也看到稀罕。這種對野花之美的喜好，也使人們對大自然心存由衷的感恩，同時證明，對美的渴望，在人們的內心裡是多麼地根深蒂固。

大人們經常囑咐自家孩子：「可不許偷偷去折啊，那會遭人罵的。大家都能看到，比弄回家來別人看不到了強。」

大人們的言傳身教，使神仙頂的孩子們從小就懂得，雖然野花只不過是野花，但若折回家來，肯定是不對的。

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，將近中午時，我大姐和我二姐在自家的地里收水稻。我大姐叫何小芹，當年十七歲多了，據說是神仙頂最漂亮的姑娘。我二姐叫何小菊，當年十五歲，長相一般般，和我大姐的顏值沒法比，也不如我大姐聰明伶俐。往直了說，其實挺笨，甚至有點兒缺心眼兒似的。後來我聽她自己說，她許多方面像我媽。

我二姐有點兒累了。

她放下鐮刀，雙手撐膝，望著眼前那片金燦燦的黃說：「真捨不得再割倒它們了，沒看夠。」

我大姐訓她：「有什麼好看的？年年不都這樣嗎？快割！割完眼前這一小片兒回家吃飯，我都餓了。」

我大姐的話更接近事實。

麥子也罷，水稻也罷，只有初黃的短時期里才黃得喜人，也只有在耀眼陽光的照射之下，才會給人以「金燦燦」的印象。到了該收割的時候，那種黃已經美得大打折扣，像被水泡過的舊紙板的顏色了。

我二姐沒聽我大姐的。

她索性雙手叉腰，挺直了身子，往後仰著頭望天空。

她腰酸了，脖子也僵了。

這麼一來，她見到天空出現了她第一次見到的景象——一架降落傘懸著個人正緩緩降落。

「姐你快看！」她驚叫起來。

我大姐也挺直了身子，望著說：「是個傘兵。」

我二姐說：「真想將來能嫁給一個兵哥哥呀！」

我大姐懟了她一句：「別做夢！難怪別人背地裡說你傻，兵哥哥能娶一個神仙頂的姑娘嗎？全中國別處的姑娘都嫁人了嗎？」

她倆正這麼說著呢，降落傘朝我們何家的水稻田落了下來。那傘兵並不願落在農民的水稻田裡，她倆都看出來了；他努力改變方向，但降落傘分明已不受控制，偏偏落在了我們何家的稻田裡。並且，降落傘將我的兩個姐姐和傘兵罩在了一起。傘兵首先擺脫了降落傘的糾纏，儘管他的一隻腳在著陸時嚴重扭傷，仍幫我的兩個姐姐從傘下鑽了出來。

二十六年後，我二姐對我說：「其實我願意被降落傘多罩住一會兒。」

那是我第一次和我二姐面對面地坐在一起，第一次進行姐妹之間的聊天——關於那天，也就是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的事，主要是我二姐告訴我的。

我問為什麼？

她說：「像在轎子里。」

我問什麼轎？

她說：「當然是新娘子坐的花轎啦。」

接下來的事就都是必然的了——我二姐跑去找人，傘兵，不，應該說是「傘兵哥哥」，坐在地上，指導我大姐怎麼樣再怎麼樣，順利地將降落傘收攏，捲起。

我二姐還說那傘兵哥哥很帥。

他像「天上掉下個林妹妹」似的，直接從天上掉在我兩個姐姐面前，使我二姐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一提起來就興奮。用她自己的話說那就是：「這輩子再沒遇到過那麼開心的事」。

而對於我大姐，卻是不幸之事——但那「傘兵哥哥」沒有任何責任，因為他毫不知情。

我二姐帶著老支書何廣泰和幾個男人跑回來了，他們就近將傘兵哥哥用門板抬到了我們家。

我父親何永旺是神仙頂的農民，我母親何花也是。神仙頂姓何的人家最多，許多人家的父母是五服之內的親戚，婚配屬於親上加親。孩子出生後，不論隨父姓還是隨母姓，反正都姓何。好處是夫妻關係都比較和睦，不好的方面是下一代都不太聰明，像我二姐。

我大姐是個例外。

據老輩人講，清末時期，省城有一姓何的大戶人家，由於家中出了「亂黨」領袖，當家的唯恐遭到滅門之災，帶著家人和一批男女婢僕連夜逃入深山，落戶於神仙頂。而神仙頂的雜姓人家，大抵是當年跟隨主子逃到神仙頂的婢僕們的後代。

我二姐曾說：「咱家姓何，證明咱們姐仨有上等人家的血統。」

我二姐這麼說時，正在洗雞腸子。當年，絕大部分中國的農村人家殺雞後是捨不得將腸子扔掉的，會以各種方法做來吃了。但洗雞腸子是很麻煩的事，那麼細，先得一段段的先剖開，那樣才能洗乾淨。而她的兒子，也就是我的小外甥趙凱，正在洗一塊豆腐。豆腐是為了招待我，前一天從山下的集上買的。天熱，怕隔夜就壞，買回來就埋在灶灰里了。灶坑裡的新灰被農村人認為是絕對乾淨的，有防腐的作用。平時誰將自己弄出了紅傷，若身邊沒藥，也會趕緊抓一把灶灰捂在傷口上，先把血止住。

那時已經是二○○八年了，我二姐四十一歲，是一兒一女的母親了。趙凱的姐姐趙俊，已經成了別人家的兒媳婦了。我二姐和趙俊已經在各地打工多年，她們是因為我從深圳回到神仙頂看望我父親，專程從外地趕回來與我團聚的。

我沒想到二姐竟會忽然說那麼一句，在一旁洗菜的趙俊也沒想到，抬起頭像我一樣愣愣地看著她媽。她盯著她媽的臉看了幾秒鐘，緩緩將頭轉向我，目光似乎在問——小姨，我媽這話是什麼意思？

我哪兒知道我二姐那話是什麼意思呢？不，也不是不明白，她那話說得很明白，意思無非就是我們何家的血統還是挺不錯的。話里有幾分自慰的成分，但也似乎有幾分弦外之音。

趙俊不明白的是這話的弦外之音是什麼。

而我，因為頭腦中已經形成我二姐的智商從小就偏低這麼一種認知，所以斷定她說話的水平根本不可能達到有什麼弦外之音的程度，遂覺那也就是一句聊以自慰的內心獨白，忽然脫口而出罷了。

我二姐說完，繼續仔仔細細地搓洗雞腸子，彷彿自己根本沒說過什麼話。

二○○八年，二十六歲的我已經有了深圳戶口，是不容置疑的城市人了。而且，我每月的工資已經七千多，是我們三姐妹中唯一有出息了的人，是唯一對我們何家三代人具有扶貧能力的人。包括我父親在內，我的所有親人——也包括我的兩個姐夫，都對我刮目相看。如果沒有這一前提，我二姐不會在我面前反覆搓洗雞腸子。在我看來，她已經將雞腸子洗得夠乾淨的了。

我沒接二姐的話。

我因為她說出那麼一句莫明其妙的話，對她的智商更加憐憫。同時，我聯想到了另一個與血統近似的詞，那就是「宿命」。於是我也聯想到了我大姐的「宿命」，聯想到了我自己的「宿命」，不禁悲從中來。

但我表情如常。

我已經習慣並且善於在親人面前隱藏內心的種種憂傷和憂慮了。我必須那樣，因為我在親人們眼裡是人生的拯救者。如果親人們從我臉上看出了憂傷和憂慮，他們會恓惶起來的。

我也沒對趙俊和趙凱說什麼。

我能對兩個晚輩說什麼呢？

我只是笑了笑，什麼都不說，內心裡憂傷著我自己的憂傷。

趙俊的手機忽然響了。她離開洗菜的小盆，起身到屋外接手機去了……

一九八二年的神仙頂還沒通電，也沒通電話。1982年在中國那樣的農村為數不少，多數在山區。

一名傘兵降落在神仙頂，神仙頂的人們頭一次遇到這種異事。那日我們何家分外熱鬧，大人孩子屋裡屋外地進進出出，都是為了親眼看到傘兵是什麼樣的兵。

那傘兵紀律意識特強，只對老支書何廣泰一個人解釋了他出現在神仙頂的原因——一架載著幾名偵察員的偵察機自昆明的軍事機場起飛，按原計劃飛臨雲貴兩省交界之處，一聲令下，偵察員們都應聲躍出機艙。而地面上，準確說應該是山林中，有駐紮貴州方面的陸軍組成的搜捕隊對他們進行搜捕……

那是一次兩省軍方空陸部隊進行的偵察與反偵察演習，屬於一次常規演習，並沒什麼重要的軍事針對性。當兵的嘛，不經常演習演習怎麼行？偵察機在高空遇到了不利的氣流和風向，不得已飛過了雲貴省界，偵察員們全降到貴州這邊來了。他是最後離機的，自己也不承想會降到神仙頂這麼一個地方……

老支書不敢怠慢，立即派人騎上村裡的公用自行車到鄉里去報告。那年已分田到戶，生產隊不叫生產隊了，重新叫村了。公社也不叫公社了，重新叫鄉政府了。好在打工潮還沒正式涌動，村裡的小夥子不少，爭著去完成報告的任務。也好在神仙頂離鄉政府不是太遠，也就十四五里，並且是下山路。

我二姐對我說，不僅她和我大姐覺得那「傘兵哥哥」一表人才，很帥，全村人都那麼認為。

她還說：「如果你大姐與那『傘兵哥哥』成了夫妻，那才叫天設一對，地產一雙，生下的娃不知該有多漂亮！」

她對我說這話時已經四十一歲了，快做年輕的姥姥了，聊起當年事，還「傘兵哥哥」長「傘兵哥哥」短的，我聽著直心疼她。

兩個多小時後，鄉政府派來了擔架隊，將「傘兵哥哥」抬鄉里去了。在我家那兩個多小時里，老支書只許我大姐陪那傘兵說話，不許其他人進屋。他自己也不陪，坐在門檻上吧嗒他那一尺長的煙鍋。連我父親和我二姐也很自覺，與別人一樣待在家門外。只有我母親還躺在我家另一間屋裡，因為我快出生了，她的行動已經非常不便。

沒人知道我大姐陪那傘兵聊了些什麼，但當年許多人都聽到我大姐為那名傘兵唱歌了，連唱了幾首貴州山歌。我大姐不僅長得漂亮，唱歌也好聽。聚在屋外的人，包括我父親、我二姐和躺在屋裡的我母親，都聽到了那傘兵的鼓掌聲和誇我大姐唱得好聽的話。

鄉政府有武工部，武工部派一個人跟到了神仙頂，還帶了一套軍裝。或許，他們估計那傘兵的衣服肯定破損不堪了。其實他的衣服倒是好好的，但他還是換上了武工部的人帶給他的軍上衣，將自己脫下的空軍上衣送給了我大姐——那是一件黑色的薄皮做成的上衣，連袖口上都有黃色的銅扣子。摸上去哪一個部位都非常柔軟。

傘兵在擔架上向人們揮手告別時，我大姐何小芹站在窗口，望著遠去的擔架已是淚流滿面。

傍晚，老支書來到了我們家。

我父親在做飯，我二姐在幫我父親燒火；我大姐在我父母的屋裡，替我母親擦臉、洗手、洗腳。

我家吃飯的破方桌的桌縫，插著一排竹籤子，每支簽子上都穿著一串煙熏火烤過的古怪東西。

何廣泰瞅著問那是什麼？

我父親說是張家貴送來的青蛙肉。張家貴是當年的一名「老高三」返鄉知青，在一九八二年，仍是神仙頂文化程度最高的人。從前他曾一心考大學，他的老師和同學都認為他肯定能考上，他自己也信心滿滿。但「文革」使他的理想徹底破滅了，返鄉後一蹶不振，也一直不談戀愛。恢復高考後，與他相依為命的老母親又癱在床上了。等他盡了最後的孝心，發送走了老母親，已經到了一九八一年了。此時我大姐何小芹，一下子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，顏值高得像一朵初放的牡丹花。老支書親自替我大姐向他說媒，居然一說就成了。神仙頂的人普遍認為，他肯放棄高考夙願，無非由於這麼三種原因——那夙願本身被生活磨去了光彩，如同敗落了的宅院門上的一把銹鎖，持有鑰匙的人已懶得嘗試那把鎖還能不能打開；二是他剛被選為村長，人們寄托在他身上的期望很大，而他也想證明一下自己的另一種能力；最後一個原因就是，我大姐的姿色使他受到了巨大的吸引。

人們又普遍認為——最後一個原因，才是根本性的原因。據我二姐說，張家貴以前並沒太注意過我大姐，等他開始被我大姐的美所吸引，又有些自卑了。因為說到底，他不過是神仙頂的一個三十二歲的大齡光棍，相貌也一般般。至於曾是「老高三」，這一頁已徹底被歷史翻過去了，不再能成為優越於別人的資本了。而且，提親時我大姐才十六歲多，他的年齡比我大姐大了一輪。

都三十二了，就是考上了大學又怎麼樣？四年後大學畢業三十六了，不論在學校里還是畢業後，他能找到何小芹那麼漂亮的妻子？男人嘛，一輩子活得好不好，無非是由財運、官運、口福、艷福四樁事決定的。四樁事中，艷福是排在第一位的。哪個男人艷福不淺，當官的人有錢的闊佬也是嫉妒的。就他張家貴那麼一個神仙頂的大齡光棍，能與何小芹訂下婚事，他就別再做其他的夢了，一輩子知足吧！——村裡的男人，特別是光棍，對我大姐與張家貴的婚事基本上如是議論。

至於我大姐心裡怎麼想的，對自己的婚事中意還是勉強，我從沒問過我二姐，她也從沒主動說。我認為那也是最不該問我父親的話，我父親同樣沒主動聊過，所以我至今一無所知。

我父親倒是跟我說過這樣的話——神仙頂的何姓人家，對於張家貴終於沒能成為村裡有史以來的第一名大學生，背地裡是欣然相慶的，因為他不姓何，而姓張。如果第一名大學生產生在雜姓人家，將使神仙頂大多數何姓人家覺得沒面子，會有集體的失落感。連何廣泰也是這麼想的，儘管他是支書。一方面，人們不願看到張家貴成為神仙頂有史以來的第一名大學生；另一方面，人們又集體地擁護他成為村長，集體地對於他寄予種種厚望。

人心有時候真是古怪，像插在我家破桌子桌縫間那些竹籤上的東西一樣古怪。經過煙熏火烤，如果沒人告訴你，你根本猜不到那是什麼。

老支書走到桌前，後背雙手，彎下腰細看著那排竹籤子，又問：「也不全是青蛙肉吧？」

我父親說有幾支簽子上穿的是蛇肉。張家貴打死了一條一米半長的草蛇，烤好了孝敬他這位未來的老岳丈。

而我二姐後來對我的說法是——張家貴是為了取悅我大姐才特地送來的。

老支書坐在桌旁的高腿凳上，說他已很久不知肉味兒了。蛇肉也是肉啊，而且是有口福的人才能偶爾吃到的肉。他一邊說，一邊拔下一支簽子，開始吃在他看來是蛇肉的東西；還讓我二姐給他點兒鹽，說蘸著鹽吃才別有滋味，要不好東西也吃瞎了。

我父親說家裡斷鹽了，本來當天要到鄉里去買的，不承想天上忽然降下了一名傘兵，沒顧上。他吩咐我二姐從鹹菜罈子里舀出一小碟鹹菜水，請老支書蘸著吃。

老支書其實並不算老，才五十三歲，當支書的年頭很長了，人們稱他老支書，體現著對於黨的代表人物的敬重。

他是為那件空軍上衣來到我們家的。

他說我家不該獨佔那件上衣。那麼一件全皮的上衣，如果拿到縣城去賣，估計五六十元都會順利出手。我家獨佔了，村裡不少人有意見。

我二姐一聽就火了，丟下撥火棍，騰地往起一站，雙手叉著腰說：「那是人家傘兵哥哥送給我姐的，怎麼就成了我家獨佔了？誰愛有什麼狗屁意見就有，犯不著你支書到我家來念這套不三不四的經！」

老支書倒也沒生我二姐的氣。大概他覺得，自己是支書，與我二姐那麼一個半大不小半精不傻的丫頭一般見識不成體統。

他望著我父親繼續說他的理——如果現在神仙頂還是個生產隊，那麼，一名傘兵因為隊里幫了他而送給隊里任何人的東西，都應該看作解放軍送給大家的東西，理應歸集體所有……

我父親軟言軟語地懟了他一句：「可現在不是那時候了。」

老支書嘆了口氣，據理力爭：「是啊，不是那時候了。但對那傘兵幫忙最大的，你得承認還是些跑前跑後、出力流汗的男人吧？他們起作用了，好處卻一點兒沒他們的份兒，他們很不滿，這也是人之常情吧？」

我二姐張張嘴沒話說了。

我父親愣了會兒，憋出幾句話：「難道你要把那上衣收走，讓人到縣裡賣了，再把錢分了不成？」

這時我大姐從屋裡出來了，端著水盆生氣地說：「傘兵哥哥把那上衣捧給我時，明明說的是『送給你留作紀念吧』。他說的可不是『送給你們』，你支書當時也聽到了他的話。既然他是送給我的，誰都別想把它從我家要去！」

老支書尷尬了。

他解釋說他不是來要那件上衣的，更沒想把那上衣賣了，把錢分了。

他離開桌子，拿著一串烤蛇肉，走到灶前，蹲下去對我父親說：「永旺啊，我與你家，論起來還多少沾點兒親，我對你家咋樣，你心裡還不清楚？我沒別的意思，只不過是來給你提個醒。誰心存不滿，也是人之常情，擺平他們的情緒不就得了嘛，比如買條煙分分，這也是應該的吧？雖然現在集體不是集體了，我也沒什麼實權了，但使神仙頂的人們搞好團結，我還有這個責任啊……」

我大姐聽了他的表白也無話可說了。

他的話不但在理，而且態度又是那麼地誠懇，出發點良好。

我父親望我大姐一眼，低頭默想片刻，明確表態說：「那行。我聽你支書的，買了煙由你支書代我家分吧。」

我父親說完，又望了我大姐一眼。

我大姐就一聲不響地出門潑水去了。

我父親又小聲對老支書說，他手頭一時緊，沒錢買煙。不過呢，他會讓張家貴買條煙交給老支書。

老支書說誰買都一樣嘛，家貴也不是外人。何況，春節時他和我大姐一成親，我大姐還不把那件上衣帶過門去了？那麼上衣不就成了他們小兩口的共有之物了？

他臨走時，又從桌上抽出一簽子蛇肉，在鹹菜水裡蘸了這面兒蘸那面兒。顯然地，他蘸著吃出癮頭兒了。

晚飯後，我大姐穿上那件夾克式的皮上衣，在一塊缺了角的鏡子前左照右照。我家就兩小間住屋。我父母住一間，我大姐二姐住一間。缺了角的半大不小的鏡子，擺在一口舊箱子上。那口箱子是我母親的嫁妝，那面鏡子由於受潮，水銀斑駁，照人已經不清楚了。我二姐說我大姐很少照那面鏡子，她知道自己是個美人兒，不照也是美人兒。二姐後來說她照鏡子的次數反而多些，每次照時都想把鏡子砸了。二姐當年承認也有嫉妒大姐的時候，但自從大姐和張家貴的婚事定下了，二姐就再也不嫉妒大姐了。美貌如大姐又怎麼樣呢？還不是也得嫁在神仙頂？得嫁個比自己大一輪的平常男人？

我二姐後來說，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那天晚上，在短短一截蠟燭的燭光里，穿上了那件夾克式的軟皮上衣的我大姐，美得使她都看呆了。用今天的網語來說那就是——美得不行不行的。

我大姐似乎也對自己的美十分意外，儘管她臉上並沒呈現出自我欣賞的得意表情；恰恰相反，那時我大姐的表情簡直可以用「毫無表情」來形容。用我二姐的話說，「她那樣子好像魂飛天外了。」

我父母臨睡前關上了屋門，這是很反常的舉動。他們的屋子那麼小，關上門，不通風了，會使人感到憋悶的。除了冬季，父母是不常關門睡覺的。

這一反常的情況，引起了我二姐的注意。她就貓悄地走過去，偷聽父母在說什麼話。

我父親何永旺是獨生子；我爺爺也是，兩代單傳。我父母雖然都姓何，雖然已經有了兩個女兒，但有再多的女兒，也抵不上一個兒子。女兒總是要嫁出門的。

這是我父親的一塊心病。

我母親也覺得內疚。

於是，便有了我。我尚在母親的肚子里，即將臨盆。

當年農村計劃生育的政策是允許二胎的，就是替農民考慮到了有子或無子、單傳不單傳的問題。別處如何姑且不論，反正在我們那個縣是那樣的。但是允許二胎了而某一人家還是沒有兒子，那就只能自吞沮喪，政策是不予同情的。

我父親求子心切，為我的出生做出了「戰略性部署」。我母親認為那不失為「英明」——我大姐訂婚時才十六歲多，一年後的一九八二年九月，十七歲多了；春節時成婚，離滿十八歲只差兩個多月。在神仙頂，這種情況是可以先成婚，兩個多月之後再辦證的。

那麼，我家就只有我二姐一個女兒了。我的出生，似乎也可以不算作超生，而以有兩個子女來論了。

老支書何廣泰確實與我家沾親，當然會急我家之所急。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，在古人那兒，「後」或許並不專指兒子，但在神仙頂，「無子」即等於「無後」，茲事體大。由於他從中周旋，鄉里對我母親又懷上了我這件事，基本上持的是睜隻眼閉隻眼的態度。

剩下的問題是，僅僅是——我是子還是女？

我父母達成了共識，認為事不宜遲，哪怕早一天知道也是完全必要的。他們看出了我大姐的狀態有些不對頭，唯恐我大姐婚事起變——那麼我的出生，不管是子是女，都將成為棘手的情況了。

於是我父母決定第二天一早就到縣城去。縣裡有位「半仙」，據說對預測胎兒的性別特別在行，收錢也不多；只要是暗中相求，從不會拒人於門外。我父親並不是連買條煙的錢都沒有了，他有十幾元錢，是要第二天帶到縣裡去用。

如果我竟被預測是女孩，那麼他們將按「既定方針」——將我送人。

預先聯繫過的是山下的兩戶人家。一戶願給我家兩袋紅薯作為謝禮；另一戶願給三四十片魚鱗瓦。我家房頂已多處漏雨，不換瓦不行了。

我父母商議的結果是——將我送給以兩袋紅薯作為謝禮的人家更划算，因為吃兩袋紅薯會省下不少糧，賣了省下的糧，能買不止三四十片瓦。

幾個月沒再與那兩戶人家溝通了，我父母也擔心他們變卦。

我母親憂慮地問：「真那樣咋辦？」

我父親嘆口氣，沉默良久才說：「那就白送給肯要的人家吧。」

我母親說：「我懷這一胎懷得很辛苦，那不虧死了？」

我父親說：「虧也沒有別的法子啊！再為誰家養大一個兒媳婦這事，我是夠夠的了。難道你還沒夠？」

我母親就低聲哭了。

我父親勸道：「哭什麼啊，你那想法它是鑽牛角尖兒的想法嘛！也許這次你懷上的真就是個兒子呢！」

二十六年後我二十六歲的時候，我二姐與我促膝相談的那個夜晚，她當成有意思的往事，笑容滿面地把我父母當年的「密謀」講給我聽。

我卻沒笑。

也想笑來著，就是笑不起來。

我的心連續抽搐了幾下，像被低壓電流擊著了似的。

我又一次覺得心疼。心疼我自己。心疼我還沒出生就已經被註定了的命；還心疼神仙頂的人家當年那種窮……